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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三十年间有与无”】1997:“真小人”与“伪君子”

陈家琪 安斯本文化 2024-01-11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


(一)

1997年2月19日21点零8分,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


不知该说些什么,心中异常沉重。一切机会都曾握在他的手中,而他,在我们心目中,也是一位真正改变了中国的人,至少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却已经知道了该向哪里走,问题只在怎么走。


当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回头去看,一切都是“理性的狡计”;黄仁宇的“大历史”也持这种观点。


2月24日的《参考消息》上有一篇《中国与邓小平告别》的文章,里面说邓小平对自己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功为60%,过为40%,似乎比毛泽东的“七/三开”更为谦逊一些。


我不知道在他以后的领导人当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二)

这一年的5月16日,晚间新闻上播放了一则消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向40年前的4位美国黑人当面道歉,因为40年前他们身患梅毒,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未用青霉素进行有效治疗,而是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另一种药物实验,致使有人不治而亡。此事与克林顿无关,但他必须代表美国政府对此事进行道歉。


(三)

这一年的第3期《莽原》上的封面人物是张承志,该杂志主编说,有了张承志的《心灵史》这部小说,当代中国文学就无愧于历史;同期《书屋》上余开伟撰文,认为批评“痞子文学”是对“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新人的南京大屠杀”;苏双碧、王宏志认为吴晗的一生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而萧元、韩少功则认为如果我们把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视为宗教狂热或“极左”的话,那就是在“世俗化”、“通俗化”口号下对“车匪路霸”式的人物的容忍。


(四)

6月1日,香港的柯受良驾摩托车飞跃黄河,当时的现场很惊险;柯受良从垫子里爬出后第一句话是感谢自己的家人,这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飞跃本身。


(五)

6月29日,泰森在与霍利菲尔德的拳击比赛中,咬伤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一时间赛场大乱,泰森右臂上毛泽东头像的纹身赫然醒目。


(六)

7月1日,香港回归。一连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实乃香港自1840年有史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4天时间就下完了整整半年的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香港与广州人在香港电视上看到的自然很不一样,所以后来听广州的朋友讲起那天的情景,宛如海外奇谈一样让人感到新鲜,主要是普通市民的情感流露以及江拒不与彭定康握手、扬长而去的细节,都是我们看不到的。后来,听人说选定7月1日为香港回归日并不妥当,因为这一天是当年把香港租借给英人、法定归还的日子;选定这一天,等于承认了当初的不平等条约;后来,又有人说香港回归,大陆人有三重耻辱:当年割让香港是其一,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比大陆繁荣是其二,香港回归后享有大陆人所享受不到的种种特权,是其三。其一是国与国,其二是地区与地区,其三是自己对自己。说到这里,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现在情况好多了,似乎我们一般的人终于也可以去香港走走了,而北京、上海的繁荣一点也不亚于香港。


(七)

从9月到11月,一直密切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国、伊朗、卡塔尔、沙特四个国家打来打去,中国惨败,期间心潮的起伏与不安简直搅得人寝食不安,那时的主教练是戚务生。10月19日晚看电影频道的好电影《猜猜谁来赴晚宴》,大家都改成“猜猜谁能救中国”。


(八)

5月10日晚在电影频道看法国电影《德雷福斯案件》,让大家又开了一次“文革研讨会”,主要是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文革”中充当帮凶的;那种为“文革话语”所特有的论证方式、话语口气、推理性构成的现实感受不能不让我们为自己而感到羞愧。


(九)

一位退下来的干部对我说,他理解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身体健康是中心,国家的事要马虎一点,自己的事要当真一点”;如果说1995年11月6日的《报刊文摘》上说一中学的43、8%的孩子都填了“我真烦恼”还并不十分让人吃惊的话,到今年(2008)3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上海青少所的一份统计已经告诉我们通过对上海986户“80一代”、“90一代”、“千年一代”的统计,已经有46、1%的未成年人认为“诚实就意味着吃亏”。75年的统计的题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年的标题是:“何以至此?”


(十)

一种几乎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已经逼迫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真小人”与“伪君子”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年的12月,北京一位老朋友来海口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看到我们一脸清高的样子,就以他的人生经验,把知识分子区分为可敬、可爱、可怜、可耻四种类型,然后比较分析了陈布雷、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的性格特征,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可怜稍加可爱”的人而已。他问:你到底是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伪君子”,还是做市场经济下的“真小人”?他的答案显然是后者,于是在可怜、稍加可爱之上,再稍加上了一点点可敬。


我们并不是一脸清高,当然更不是一脸茫然,只是不置可否而已,因为就是下决心做一个“真小人”,也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997:在海口。左起:余虹、萌萌、我、张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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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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